[摘要]：  正统四年，因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一事，杨士奇和杨荣争执不决，请决于太后，而王振因此次的秉公进言，得到太后的信任，逐渐开始专权。其原因除了皇权高度集中下，司礼监窃取皇权的成功，也与英宗的年幼和其对王振的莫大信任，以及王振个人因素和当时朝局等密切相关。

[关键词]：  王振，专权，司礼监，原因

尹直在《琐缀录》中对正统时王振开始专权曾记载：时福建佥宪廖谟杖死驿丞事，东杨以乡官欲坐偿命，西杨以乡故欲拟因公，互争不决，请裁于太后。王振因而进言：三杨皆有私，偿命过重，因公过轻，宜对品降调府同知。”太后韪之。自是振日捃摭内阁之误，裁决一归于振，三杨乃迭请告展省。适宗室中有遗东杨土物者，振将发其事，西杨以东杨不在京辨解之。东杨闻报，兼程造朝，触冒瘴疹，卒于钱塘，以此振权益专。

尹直将王振为首的司礼监凌驾于内阁之上，归咎于杨士奇与杨荣的一次处事不公，而王振抓住机会从此权力日重。其实阁臣处事不公或出现失误在所难免，而王振得以专权的原因，应综合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以及王振个人等因素。

一、司礼监窃取皇权

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应该还是皇权的高度集中，造成与皇帝接触机会更多、更“亲近”的以王振为首的司礼监窃用皇权的成功。

（一）内阁票拟制度形成后，票拟其实成为国家最高决策权的第一道程序，阁臣给出方案和建议，然后第二道程序，皇帝通过审批作最后裁决，即批红。正统前期“三杨”主政，由于英宗年幼，便没有了第二道程序的必要。但是，当内阁出现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需要皇帝裁决时，王振为代表的司礼监某种程度上成了代皇帝作最终裁决的新角色。此时的角色转换，可看做日后司礼监能够凌驾内阁之上的开端，其原因固然是决策权力的真空所产生的需要，需要有角色去做出裁决，但这毕竟是偶然发生的，且阁臣处事不公也是难以避免的。王振能在此时站出来关键条件，首先是他所在的司礼监相比外廷的阁臣，与皇帝距离近，接触机会更多，与皇帝的更“亲近”，且本身有代皇帝“批红”的先例。司礼监这个机构本来就是做批红中的抄写部分，即将阁臣的票拟意见用红笔抄写作为皇帝的裁决，“遵照阁中票来字样，用朱笔楷书批出，间有偏旁偶讹者，不妨略为改正”，不参与任何提建议或顾问型的脑力工作。所以，真是司礼监这个机构在内阁和皇帝之间的特殊位置，它的作用发挥，才是王振能够越权的首要条件。原本司礼监太监们是“照阁票批朱”，但当皇帝无法胜任决策者角色，又急需有人站出来填补权力真空，且太后又因碍于祖制，无法干政，于是司礼监就自然有机会由原本单纯的抄写，变成完全的代皇帝批红。在程序上，司礼监此时上升到了内阁和皇帝之间。皇帝的批红权力原本就是分为脑力的审批和裁决，和劳力的动手批写， 在动手批写工作已经掌握在司礼监手中时，当皇帝的脑力无法正确审批和裁决，司礼监的职能，自然就有条件扩大，代为审批裁决，所以皇帝没有进入到自己的角色，他审批和最终裁决的至高权力，自然首先下移到司礼监。

（二）这种权力的下移，或者说被窃用，则是由于皇权的高度集中，使皇权成国家权力运作的最终端，也是最重要一环，是国家权力的绝对核心；所以越是与皇帝“亲近”的人，越是能影响皇帝决策的人，不管其职位或是职责是什么，他都有条件获得很高的权势，造成朝廷官僚们，甚至阁臣、尚书这样的高官夤缘勾结的局面，例如王振时期的兵部尚书徐晞、都御史王文，刘瑾时期阁臣焦芳等，试想尚书和阁臣已是位极人臣，为何去巴结讨好甚好惧怕一个品级和地位低下很多的太监，解释只能是他们是屈服和追逐被窃用的皇权。

二、英宗能力有限和其对王振的信任

王振能够窃用皇权成功，还因当时英宗年纪不大，尚未完全成熟；而且皇帝的个人能力缺失，对国家政事放任不管，以及对宦官的信任等等重要条件。英宗从小受王振教育影响，传统的儒家教育反到可能影响较少，乃至沈德符也认为英宗儒家教育的缺失，是导致后来王振的盗取国柄的一个原因，他记载“圣经筵，每月用初二、十二、廿二、凡三日。而日讲则不拘期，一切礼仪视经筵俱减杀，仅侍班阁部大臣，与词林讲官，及侍书等官供事。然圣体稍劳，则不御之日居多，值日词臣依例进讲章，以备乙览而已。今上初登大宝，江陵相建议，上每日于日初出时驾幸文华，听儒臣讲读经书。少憩片时，复御讲筵，再读史书。至午膳而后还大内。惟每月三六九常朝之日始暂免，此外即隆冬盛暑无间焉。以故十年之中，圣学日新，坐致太平之治。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，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，遂使王振得盗国柄，几危宗社。则主上早岁励精，真可只千古矣”。其次在正统初年又有“三杨”主政事，而且英宗自己身处深宫，毫无经验可谈。所以对王振为代表的司礼监凌驾内阁之上，对内阁的票拟进行裁决，自然是一味纵容放任。笔者认为教育的缺失，也导致个人能力和认识的不足，英宗对如何做好一个皇帝根本没有较好的把握，根据他对王振及后来徐有贞、曹吉祥、石亨等人的态度，他为人或许很难做出英明的决策，遇事并没坚定的个人主见。

其次是王振当时的身份，对英宗从小便言传身教，与其朝昔相处，某种意义上成为皇帝身边最为信任的老师，即“出入起居之际，音声笑貌，日接与耳目，其小善小信，皆足以固结君心”，得到皇帝信任是王振能够在东西杨处事不公时站出来的重要原因。实际上他已经几乎让英宗对其言听计从，甚至有一种敬畏感，“英庙在东宫时，使事之，仍责之以授书授字，振庄严自持，英庙亦严惮之”。英宗也并不直呼王振姓名，而是叫“先生”，即“帝方倾心向振，尝以先生呼之”，可见其对王振有学生对老师般的尊重。最后是英宗复辟之后，竟然还思念王振，“诏复振原官，刻木为振形，招魂以葬。塑像于智化寺北祀之，敕额曰旌忠”。还让画师画下他的模样，放在宫中，可见英宗对王振的感情深厚，真是“盖振之罪，上通于天，而英宗之宠眷生死不替”。

三、王振博取名声和朝臣的势弱

王振能够在此时出来裁决的原因，自然也与其个人在正统前期的地位和群臣的相对势弱分不开。当时王振自身博得和积累了一定的名声，例如《复斋日记》记载了两件小事“（英宗）一日，退食入侍，问萧声，吹箫者以振至走匿。振追之，叱曰：‘尔事皇上，当进正言，谈正事，以养圣德。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？’杖之二十。又一内侍给上梳栉久，乞恩。上欲授以奉御。以谕振，振曰：‘官所以待有功。此贱技微劳，赏以金帛可也。’卒不与”。《菽园杂记》记载“然宣德年间，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，内官接迹道路，骚扰甚矣。自振秉内政，未尝轻差一人出外，十四年间，军民得以休息。是虽圣君贤相治效所在，而内官之权，振实揽之，不使泛滥四及，天下阴受其惠多矣，此亦不可掩也”。《罪惟录》也记载“上（英宗）尝与小臣击球，振至而止。诘旦，驾在阁中，振跪奏曰：‘先皇帝为一球子，几误天下，陛下复锺其好，如社稷何？’上愧无所容，三杨叹曰：宦官中宁有是人”。以上王振在教导英宗以及治理内政上的作为，都有可圈可点之处，显然为其能窃取皇权赢得了舆论上的支持。

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，正统时王振权势得以日涨直至全面专权，其根本原因在于皇权高度集中下身处的司礼监的特殊地位，给予他“窃权”的基础和便利；其次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则是英宗本人的教育缺失和个人能力欠缺，以及其对王振的莫大信任，；其三是王振在正统前期在朝野所积累的一些名声和当时群臣，尤其阁臣的势弱。笔者认为王振主要因为司礼监太监和英宗“先生”的身份而崛起，而司礼监作为宦官第一署权力的日后扩张，与王振的发家也是分不开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尹直.謇斋琐缀录[M].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，1969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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